广州南站附近酒店

广州南站附近酒店经济观察网记者张锐“像春运抢人一样,候车室中间的马路上全是人,地上的被子,垃圾桶里的被子都是睡的。”12月7日,广州南站三楼便利店的一名工作人员回忆起前几天看到乘客在站内过夜的场景。

这种情况从11月30日开始,在广州宣布“解除临时封锁”政策后的三四天内表现最为集中。至12月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公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新国十条”,中国铁路12306通过官方微信宣布,即日起,购票、乘车、进出站时停止48小时核酸证书和健康码查验。当晚,广州南站的人流较为顺畅,但仍有不少旅客自带被子在候车室过夜。

作为全国客流量最大的火车站,有人在广州南站过夜可能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最近这个群体比较特殊:他们大多经历过10月底的广州海珠疫情,是新冠肺炎阳性感染者或密切接触者,刚刚完成集中隔离,迫切想要或需要回国,却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当天离开。其中,老年人多为60岁左右,独自行走,年轻人有伙伴或两三岁的孩子,统一编织袋,红蓝塑料桶。

12月7日,距离2023年中国农历新年还有四十多天。这场特殊的“春运热潮”提前一点点悄然发生,在广州南站起止十年。

“要想回家,吃的喝的都够了。”

岳蔡赟,一位60岁的老人,普通话说得不太好,听力也不是很好。但每当有人表情严肃地和她说话,她就会迅速从背包里拿出一张写着“取消集中隔离医学观察通知书”的证明。

12月7日晚19时53分,与火车站内大多数行色匆匆的人不同,岳选择了一个远离检票口和人群的地方,戴着双层口罩坐在候车室内相对空宽敞的区域。此时距离她从广州南到湖北天门的火车还有18个小时左右。

岳打算在广州南站过夜。她告诉经济观察报,自己一直在老家务农,一个多月前来到广州,打算给在这里做服装生意的儿子儿媳做饭打零工。没想到10月底在广州遇到了海珠疫情的爆发。

“我在家被关了一个月。我是阴性绿色的,没有被感染。后来我安排了黄埔(广州)的酒店隔离。”岳说她不知道病毒是否严重。她只听说住的地方要清理消毒。岳的《取消集中隔离医学观察通知书》显示,其隔离时间为2022年11月28日至12月6日,为期8天。但她说,最后被隔离了10天,期间儿子儿媳先回了湖北。

12月7日,解除隔离的那一天,媳妇给岳买了第二天回湖北的机票,告诉她不要再在广州海珠区住了,因为那里的疫情还是很严重的。

“我没地方去,就坐地铁去了广州南。我今天(12月7日)下午4点左右来的,明天(12月8日)下午1点下班。”岳说她是一个人,不想去宾馆。她会晚一点睡,看看哪里可以睡,但是有一段时间睡不着。晚饭时,她吃了八宝粥和一些火腿肠,还有从隔离酒店带来的维他奶、橘子和一些零食。

“我只想回家,回家过年。”岳说,她年轻时在一家蛋糕店做蛋糕,走遍了全国。她不怕疫情,也不怕在火车站过夜。这足够吃喝了。

“我身上没带钱,他们说我可以在车站睡。”

12月8日晚上20点半左右,张水洲拿起筷子准备吃饭时,手明显在抖。但他一抬头和人说话,眉心就笑了。他说话有点快,字也不清楚。

张水洲说,这是他当天吃的第二顿饭,最后一顿饭是早上离开广东惠州的隔离酒店前吃的。在进入候车室之前,他在车站外的长椅上休息过。“我是老机器,不会扫描(健康码)。后来工作人员让我上来(三楼候车室)。”他说自己是12月7日下午3点的票,到广州南站的时候因为路上耽搁没赶上火车。

与岳一样,64岁的张水洲也主动向人们出示了取消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通知,以证明他可以乘坐公交车。他的隔离时间显示为:11月30日-12月7日。不同的是,他已经感染了新冠肺炎。

张水洲告诉记者,他老家是湖北天门的,来广州是为了帮开服装厂的儿子。疫情爆发前,他们一家住在广州海珠。11月,应防疫部门要求,从广州转到惠州隔离。张水洲说,在离开广州前,他身体没事,核酸阴性,但运输车上有人核酸阳性,后来他也被检测出核酸阳性。他怀疑自己是在车上被感染的。

“医院隔离治疗了14天。起初,我们被要求每天支付50多元的生活费。我买不起。有年轻人打电话投诉,就不收费了。”张水洲说,一旦他有了它,他就不怕新冠肺炎了。”这比感冒的症状要轻。”

张水洲的儿子和儿媳比他早4天结束隔离,已经回到湖北老家。12月7日,他离开隔离酒店时,身上没有钱。车票的信息是有人写在一张纸上的,他看不清楚。到了广州南站后,他才知道自己已经误了火车,当天的票已经没办法改签了。

“他们说晚上可以睡在这里,他们都知道。”张水洲说,于是他在车站找了个地方休息,一直等到进站的时间。后来,在广州打工的女儿得知他的情况,让人给他送来了新被子、盒饭和200元钱。

张永洲小心翼翼地收拾好被子,放在身边。他说他舍不得把新被子放在地上,晚上可以躺在任何地方。他只好拿着新被子回老家睡觉过年。

“旺季没了,一年就靠这三个月了。”

张永成和吴秀敏是夫妻,来自四川内江。两人都是五十岁左右,12月7日也在广州南站过夜。但是,他们不太愿意告诉别人,他们一直在避难所里,他们被孤立了。

张永成说防疫政策放松得太晚了。去年这个时候他们都在“赚钱”,指望9-11月的旺季一年,今年全没了。

“我们都打零工,帮人做衣服,住在乐康村(广州海珠)。”据张永成说,他和妻子的月收入约为1万元。三年来疫情越来越严重,今年是最严重的。他们回家的车票是12月8日上午8点左右,提前一天晚上到达广州南。被子被隔离酒店拒收,他们打算在车站用完。

张永成说他的孩子在北京上大学,现在在山东工作。他在言谈中很为儿子骄傲,但又很遗憾,今年出来一整年了,却“一分钱都没有”。

吴秀敏后来愿意谈论他去收容所的经历。她说自己一开始在机舱里确实有些轻微感冒症状,于是找医生要药,但被拒绝。“医生叫我喝开水。喝白开水就行了,那我为什么要来船舱喝白开水,而不是在家里喝白开水?”吴秀敏回忆起来还有点生气,觉得这次防疫浪费了他们今年最重要的收入。因为她已经感染了新冠肺炎,她更加确信“只是有点感冒”。

张永成试图安抚她说,政府已经做得够多了,所以很多人被关在家里,每家每户都要照顾食物和使用。“发给我们的方便面还没吃完。每天都有人上门做核酸,送消毒液。”他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他们都挺过来了,很满足。

只是这一次,张永成不知道他是否会回到广州。“我们就这样跑了30年,明年真的不知道了。”他说。这一次,吴秀敏也点了点头。

(应采访对象要求,张永成和吴秀敏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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