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lla am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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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冬天,马德罗港仍然充满活力。远处,拉普拉塔河静静流淌。但我知道,这不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全部,更不是阿根廷。

冰川寺香库马代特别贡献

一个

Puerdo Madero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新开发的地区,位于城市的最东部,面对着浩瀚的拉普拉塔河。

16世纪初西班牙殖民者刚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时候,这个地方还是拉普拉塔河的一部分,没有形成陆地。当时港口就在今天的博卡区,阿根廷著名画家贝尼托·金克拉·马丁画了大量反映博卡区码头工人生活和工作场景的油画。

后来由于博卡水道狭窄,大船的货物需要用小船驳船才能到达港口。作为南美洲最重要的贸易和航运集散地,港口无疑对城市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市政府决定为新港口选址。经过多次征求,1882年,当地商人爱德华多·马德罗的计划被选中。

▲博卡区码头

从1887年到1897年,政府花了很多钱修建马德罗港,但不幸的是,新港建成后不久,更大船只的投入使其不足,政府不得不重新开始,重新修建新港。

1926年新港建成后,马德罗港只提供仓储等辅助服务,大片土地荒废。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历届政府多次试图重新开发马德罗港,但都失败了。

上世纪90年代,梅内姆总统实行改革开放,大量西方资本流入阿根廷,推动了马德罗港的重新开发。港区西海岸的旧仓库已经整理完毕,建起了豪华酒店、餐厅、写字楼和天主教大学,而东海岸则规划建设了一批酒店、电影院、艺术中心和博物馆。马德罗港已成为具有国际规范的标志性区域,吸引着国际知名建筑师在此留下他们的痕迹。

由西班牙著名建筑师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设计的普恩特妇女广场是马德罗港区的标志性建筑。阿根廷房地产开发商艾伦·法纳(Alan Faena)利用旧仓库和面粉厂建造了一座豪华的法纳酒店和艺术中心。

▲女人桥是港区的标志。

Amalia Lacroze de Fortabat是阿根廷最富有的女商人和慈善家,她在海港区建立了一个博物馆来展示她的丰富藏品。这里也是阿根廷最大的石油公司YPF的总部大楼。各大酒店集团都来这里开发项目,高楼大厦不断被拔起。

政府对马德罗港区进行了整体规划,整个港区除了一个20世纪50年代遗留下来的发电厂,由于阿根廷能源短缺无法关闭外,没有其他生产性设施。政府在新建的建筑物之间留出了一大片空的区域,将被改造成城市公园和绿地,供人们休闲和锻炼。

港区东面有一片面积865公顷的湿地,靠近拉普拉塔河,是河流泥沙堆积和围垦的结果。1986年,布市市政厅颁布法令,将该湿地作为生态保护区,区域内不得有任何人工建筑,以保护湿地特有的动植物。

现在,马德罗港区已经成为全市48个街区中最时尚的区域,也是房产和商品最贵的地方。无论外国游客还是阿根廷其他地区的游客,到了布西,一定要逛一逛马德罗港,在轻盈灵巧的女人桥边留下一幅幅美丽的画面,流连于由旧仓库改造而成的各种餐厅和饮品店,撒点小钱,虽然它们显然比几个街区外的老城区要贵得多。

2

住在港区非常豪华舒适。虽然生活成本高,但是风景极好。每天,你都可以看到拉普拉塔河升起的太阳。在城市名副其实的纯净空氛围中,夕阳常常会衬托出港区天空的晚霞空,五彩缤纷。

漫步在港区,私人游艇停泊在人工河中。周末,他们从船闸驶出港区,去拉普拉塔河比赛或游荡、航行。

平时港区以商业活动为主,周末热闹非凡。布施各个角落的人开着车,全家都来了。他们去了公园或者港区的绿地,铺了一个大席子,或者搭了几把折叠椅,泡了自己的巴拉圭茶,带了些三明治之类的,开始自娱自乐。公园里也有一些烧烤工具,一些大户人家还带着肉和炭火,边烤边聊,弄得烟雾缭绕,但也其乐融融。

漫步港区,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所有的街道都以阿根廷著名女性的名字命名。我住的这条街叫胡安娜·曼索,是港区一条南北走向的主干道。胡安娜·曼索(1819-1875)是著名的教育家、小说家、诗人和记者,也是阿根廷第一位女权领袖。她是阿根廷历史上第一位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的女性,这引起了保守派人士对她的侮辱和扔石头。

由于很少有地方愿意听一个女人的话,她干脆创办编辑了一批杂志,发表文章宣传自己的思想。她主张教育优先,提倡男女同校。她与后来成为阿根廷总统的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Domingo Faustino Sarmiento)关系深厚,相互支持保护妇女儿童权益。

塞西莉亚·格里森大道是以塞西莉亚·格里森(1859 -1934)的名字命名的。她是著名的学者、改革家和社会活动家,女权主义支持者,国际妇女理事会前副。

当时,阿根廷只有四所大学禁止女性在医学院学习。面对根深蒂固的反对,格里森坚持了自己的意愿,并特别说明了自己进入医学院的原因。她于1889年毕业,成为阿根廷第一位获得医学学位的女性。她创办了阿根廷第一所护士学校,进行了第一例剖宫产手术。她加入了当时新成立的社会党,成为为数不多的来自学术界的女权活动家。

▲塞西莉亚·格里尔森(前排左二)

1900年,她倡导成立阿根廷妇女委员会,并共同创办了阿根廷第一所女子大学。她积极呼吁工人阶级妇女争取社会福利、产假、男女平等法律权利、非婚生子女平等权利、离婚权利。

洛拉·莫拉(1866-1936)是阿根廷最著名的雕塑家,也是当时激进的女性先锋和反叛者。她的作品标新立异,不落俗套,女艺术家的身份让她备受争议。

她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创作的雕塑《涅瑞德斯喷泉》(Nereids Fountain)因其造型遭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审慎委员会的质疑,以至于不得不多次搬迁,难以有容身之地。现在,她的作品遍布阿根廷各地,在布施的议会大厦前和罗萨里奥的国旗纪念碑前都有大型作品。图库曼省阿根廷宣布独立的大型纪念浮雕,胡胡伊省政府大楼前的正义、进步、和平、自由雕像,都出自她的手。由于她的杰出贡献,阿根廷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将她的生日定为阿根廷的雕塑日。

莫拉的思想激进开放,女性身份并不妨碍她开拓性的展示。当时她积极参与阿根廷城市设计、矿业勘探、铁路建设投资,并在工业界实习。如今,涅柔斯喷泉雕塑矗立在港湾湿地公园门口,以她命名的街道就在不远处。

▲劳拉·莫拉备受争议的作品《涅瑞迪斯喷泉》

港口区连接游艇俱乐部的一条小路叫维多利亚·奥坎波(Victoria Ocampo),名字来源于维多利亚·奥坎波(Victoria Ocampo),阿根廷著名作家和评论家。Jorges luis borges形容她是最阿根廷的女性,也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南美女性之一。她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当年,在圣伊西德罗和疯子布拉塔斯的豪宅里,她经常谈笑风生,却没有丁白。

1931年,她创办并出版了著名的文学批评杂志《南方》,思想激进,言论大胆。许多名人在上面发表文章,在拉丁美洲有很大影响。

二战期间,她坚决反对纳粹法西斯,后来成为唯一参加纽伦堡审判的阿根廷人。虽然她也宣扬女权主义,但她表示不能容忍庇隆主义者心目中的阿根廷女权主义。1953年,她因私下表现出对庇隆的蔑视而被监禁,直到26天后,智利女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布里埃拉·米斯特拉尔亲自要求庇隆释放她。

▲维多利亚·奥坎普的豪宅

Azucena Villaflor是一条连接东西方的街道,以阿根廷“五月广场之母”组织创始人Acucena的名字命名。1976年至1983年,阿根廷军政府上台,进行“肮脏战争”,大规模绑架和杀害异见人士,许多年轻人失踪。Acucena的一个儿子也于1976年11月30日失踪。她和其他同样失去孩子的母亲每天都去内政部打听儿子的下落,却得不到任何信息。

无奈之下,母亲们决定一起行动,向军政府索要重要人物。1977年4月30日,阿库塞纳和其他十几位母亲来到总统府前的五月广场。他们举着白色手帕,静静地绕着五月广场走,以表达他们的抗议。之后每周四下午三点半,妈妈们重复同样的动作,后来形成了“五月广场妈妈”的组织。

“五月广场母亲”的无声抗议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和声援,推动阿根廷各界人民奋起要求民主,最终导致1983年军政府下台。然而,阿丘塞纳于1977年12月10日失踪,人们找不到她的下落。直到1978年,她的一些遗骸在大西洋海岸的某处被发现。原来,她被军政府绑架,扔进了海里。

▲五月广场

如果你参观港口地区,你会看到更多的名字,如医生和政治家艾丽西娅·莫罗·德·高山重友,小说家玛尔塔·林奇,土著马普切族歌手艾梅·潘恩,电影女演员皮耶丽娜·迪莱西,独立战争中的女英雄马卡查·盖姆斯等。她们都是阿根廷200年历史中杰出女性的代表。浏览他们的生活就像回顾阿根廷历史的场景。

拉丁美洲的女权运动几乎是在独立战争胜利后立即开始的。拉美国家在争取妇女政治权利方面也走在世界前列。

1929年,厄瓜多尔成为拉丁美洲第一个允许妇女投票的国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拉美女性开始全方位争取平等权利,如平等就业权、同工同酬等。

阿根廷人伊莎贝尔·庇隆于1974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女总统。此后,拉美出现了10位女总统,而且分布很广。包括玻利维亚、海地、巴拿马、智利、哥斯达黎加,以及巴西的迪尔玛·罗塞夫和阿根廷的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

▲伊莎贝尔·庇隆是世界上第一位女总统。

在阿根廷,20世纪40年代末,艾薇塔成立了庇隆妇女党,推动在全国各地的城镇和乡村建立妇女中心,帮助那些处于底层的妇女获得基础教育和医疗及社会服务的基本权利。1951年,阿根廷妇女第一次赢得了选举权。当年有24名女性入选政府,7名女性成为参议员,使阿根廷成为当时世界上女性参政人数最多的国家。

1991年,阿根廷国会为女议员设定了至少30%的配额。在1983年的选举中,只有3.6%的代表是妇女。1995年,这一比例上升到27.7%。到2005年,阿根廷35%的众议员和41.7%的参议员是女性。

女性政治家是拉美政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虽然女总统数量频繁,但并不意味着拉美女性弱势群体的地位得到了根本改变。

在今年国际妇女节之际,阿根廷美洲开放大学UAI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阿根廷男性就业率为79%,与发达国家的80%基本相似,而女性就业率仅为56%,比发达国家的71%低15个百分点。在阿根廷的就业市场上,41%的工作显然只属于男性,9%属于女性。从收入水平来看,阿根廷女性比同职级男性低27%,在非正规工作领域差距高达40%。据说还需要70年才能弥合这一差距。

在阿根廷,受宗教因素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女性的事业更多受到家庭的束缚。据统计,超过十分之六的没有孩子的妇女参加工作,而有孩子的母亲在外工作的比例要低得多。在这里(尤其是Busch之外),如果一个女人需要出差或者在办公室很晚才下班,会被认为是对家人的不负责任。

2001年金融危机期间,阿根廷社会贫困问题突出。为了帮助贫困家庭和母亲,阿根廷全国妇女理事会实施了加强家庭和促进社会资本的项目,但其重点只是贫困。该项目为男性创造了非正规带薪工作,但只为女性提供象征性津贴,而不是工作机会。

社会救助政策强化了贫困妇女作为母亲的传统性别角色,但没有提供托儿服务以减轻其家庭责任,也没有促进妇女的有偿工作,客观上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近年来,阿根廷政治经济波动不断,社会矛盾增多,阶级分化加剧,新的问题不断出现,女权运动的方向也发生了变化。反对性别暴力,争取生育权(包括不生孩子的权利)成为更突出的主题。

据报道,2016年,阿根廷每30个小时就发生一起针对女性的暴力犯罪,2017年前两个月已经上升到18个小时,保加利亚针对女性的暴力事件比去年同期增加了72%。近日,普特拉贾亚总检察长发言人称,他们受理的暴力案件中,88%是女性受害者。

2015年5月12日,14岁的阿根廷女孩基娅拉·帕埃斯人因怀孕被男友杀害,男友的父母帮忙将她埋葬在花园里。这一事件曝光后,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抗议活动,得到了各界名人的支持,包括记者、作家、足球运动员、演员、政治家、非政府组织和工会。

▲一个都不能少。

6月3日,布施议会大楼前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约30万人参加,全国80个城市同时响应。抗议的主题是“Ni una menos”,即“绝不让任何一个女性再死于男权暴力”。

这个主题的来源是墨西哥女诗人和人权活动家苏姗娜·查韦斯。1995年,她写了一首短诗《没有人能死得更惨》,抗议女性被谋杀。不幸的是,2011年,这位女诗人自己成了谋杀的受害者。

《一个都不能少》影响深远。之后,每年的6月3日,女权组织都会举行集会,敦促政府采取措施改变现状。而且这个活动已经延伸到周边国家,乌拉圭、智利、秘鲁都举办过类似的活动,遥相呼应。

拉丁美洲妇女经常遭受暴力。有分析认为,部分原因是拉美国家的大男子主义造就了一种社会态度,在极端情况下导致男性对女性作恶。

▲阿根廷女子半裸上身示威

2009年,阿根廷政府通过法令“预防、惩罚和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促进人际关系发展的总体计划”,随后国会通过反家庭暴力法案,颁布总统令,禁止公共行政中的性骚扰,但情况并未改善。

此外,受社会开放程度提高、生育意愿下降等综合因素影响,阿根廷堕胎现象呈上升趋势。但阿根廷95%的人信仰天主教,天主教会强调尊重生命,谴责一切形式的杀戮,这使得堕胎在拉美难以合法化。

几年前,阿根廷刑法严格控制女性堕胎,只允许在孕妇生命受到威胁和智障妇女遭到而怀孕的情况下例外,否则孕妇和实施手术的医生都将受到惩罚。

2009年,阿根廷南部丘布特省一名15岁少女被继父后堕胎。事后,女孩和医生都受到刑事指控。此案在阿根廷司法界引起巨大争议。经过反复审理,丘布特省最高法院最终宣告堕胎少女和外科医生无罪。阿根廷最高法院经审查后支持了这一判决,其裁决还宣布,今后如果阿根廷女性因怀孕,在向司法部门报案核实情况后,孕妇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堕胎手术。

▲鹿晗大教堂

虽然阿根廷最高法院的判决是拉丁美洲的一大突破,但由于其严格的限制,远远没有解决实际问题。据阿根廷卫生部统计,每年有50万名孕妇非法堕胎,不安全堕胎已成为阿根廷孕妇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争取生育权(包括不生孩子的权利)成为女权活动的主要诉求之一。

虽然阿根廷在19世纪下半叶就开启了现代化的进程,但距离胡安娜·曼索站出来争取女性在公共场合的话语权,已经过去了170多年。理论上,阿根廷男女在选举、教育、就业,包括生育权方面都是平等的,但实际上远非如此。

在美国开放大学进行的民意调查中,71%的阿根廷人认为对女性最不公平的领域是工作,69%的人认为女性没有获得与男性相同的报酬,53%的人表示遭受过性别暴力,41%的人参加过支持女性的示威活动,79%的人认为政府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女性免受暴力。

数据很让人不舒服,但同样让人不解的是阿根廷女权活动的现状。面对社会不公和暴力,阿根廷的女权活动往往采取暴力的形式来压制暴力,表达不满。

例如,他们冲击教堂,焚烧教皇的头颅,因为教堂反对堕胎。他们游行,要求在沙滩上日光浴的权利,引来无数路人甚至网友围观。正如阿根廷有很多政党一样,女权组织也是多种多样的,代表着各种各样的诉求。近年来脱离了原来单纯争取女性平权的轨道,开始和各种政治势力搅在一起。

例如,“五月广场母亲”组织的领导人赫布·德·博纳菲尼(Hebe de Bonafini)公开表示,“母亲的组织不仅是一个人权组织,也是一个政治组织,一个基什内尔组织,我们将誓死效忠克里斯蒂娜。”

这样的言论在阿根廷引起轩然大波,人们质疑这些女权组织的动机和立场。人们不得不佩服维多利亚·奥坎普的洞察力和远见,她在艾薇塔和她的庇隆妇女党身上看到了它的精髓。

写下以上文字的时候,我正坐在马德罗港区的家中。透过落地窗,可以看到窗外大片大片的绿地和湿地公园,即使在冬天,这里依然生机勃勃。远处,拉普拉塔河静静地流淌,日复一日。但我知道,这不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全部,更不是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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